这些对话合作机制产生在不同的年代，有的已经稳定存在了30多年。也有一些十分年轻的对话合作机制，尚处于起步阶段，如2013年被纳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海事安全对话机制以及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中美之间的这些对话合作机制，不仅涉及传统的政治、军事、经贸及科技议题，也涵盖了两国共同关切的环境、法律、全球事务等新议题。他们如同一条条通道，共同编织起中美两国跨越太平洋的立体交通，从各个维度反映着两国关系的交往深度和广度。无论是中国民间还是学界，都对这些业已形成双边对话机制表现出浓厚关注，并希望对这些机制的生成、发展以及现状进行了解。本文将对这些机制的特点进行总结，并对其进行功能评估。

　　1.中美对话合作机制建设的特点

　　在中美建交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两国关系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尤其是双边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建设从无到有，从单领域到多领域，从时有时无到机制化发展，见证了两国关系复杂曲折、艰难前行的全过程。如今，业已形成的国家间多维度立体网络关系，印证了中美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认知和格局，并呈现出明显的特点。

　　首先，中美双边对话合作机制建设速度加快，涵盖领域广阔丰富。

　　新世纪以来中美双边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政治、安全、经贸、教育、文化、卫生、农业、交通等各个领域的对话与交流以前所未有之势全面拓展。不仅如此，许多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也纳入其中，尽显大国责任意识。例如，2011年两国第三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决定建立中美亚太事务磋商，并于当年6月举行第一次亚太事务磋商。此外，在2012年第四轮对话中，中美决定举行中东事务磋商，迄今为止已经进行过两次。[]与此同时，双方还决定定期举行非洲、拉美、南亚、中亚问题对口磋商，加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协调合作。2013年，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两国决定设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两国元首特别代表热线、讨论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决定展开第五轮中美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深化国际海洋法律和政策、北极和南极领域的合作。

　　在当前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问题上，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清洁高效能源、保护环境、确保能源安全方面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早在2009年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美两国就共同承诺通过积极的国内行动努力应对这些挑战，并谈判拟就了一份关于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决定通过油气论坛、能源政策对话和新建立的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继续开展务实合作。同年9月，中美油气工业论坛和中美能源政策对话在中国举行，为两国在高效清洁能源合作拉开序幕。3

　　其次，两国搭建了从民间到半官方、官方，包括多个层级的对话合作机制，呈现多维度、立体化交往态势。

　　中美之间已有的对话合作机制，从其性质来说，包括民间的、半官方的和政府主导的三大类。例如，经济领域的中美商会组织便是中美民间对话合作机制的典型代表。目前中美之间存在的具有较大影响的商会组织有中美总商会、美国中国总商会、中美贸易促进商会、美中国际商会等等。虽然在名称上表述不同，但性质和功能上大同小异，都属于民间性的对话合作组织，都致力于服务和促进中美经济贸易的发展。中美之间半官方性质的组织，主要存在于经济、安全、人权、交通等诸多领域。以人权领域的中美法治与人权研讨会为例，该对话机制成立于2009年12月，来自政界、学界的双方代表围绕“加强法治、维护人权”等主题开展讨论，以促进中美两国在人权领域的沟通与对话。

　　政府主导的对话机制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几乎覆盖中美对话合作的所有领域。从层级角度看，中美政府间的对话合作层次丰富，始终保持高规格。分别有元首级、副总理级（含国务委员级）、正部级、副部级、司局级等。元首级的对话机制不仅包括首脑热线和首脑互访，还有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特使级的对话机制（最初为副总理级）。在经济、科技、安全、人文、农业、卫生领域均存在正部级以上（含正部级）的对话合作机制，而在人权、法律、交通、邮政、教育领域这5个领域的对话合作机制都在副部级及以下。由此可见，中美之间的对话合作机制呈现不同层级的立体状态，政治领域的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最多，经贸科技领域次之，人权、法律、教育等其他领域高再次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国政治关系的协调对其他领域关系发展的影响程度。

　　再次，中美双边对话合作机制由分散、重叠向多功能、整合方向发展。

　　中美双边合作机制起步于1980年，进入21世纪后更是如雨后春笋地蓬勃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家关系的深入发展，早期成立的一些的对话合作机制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零落分散的状况严重影响着其作用的发挥，甚至有些机制只举办过一两届活动就不了了之。为适应形势的需要，中美双边对话合作机制开始朝着更加整合和高效的方向发展。以最高级别的政府间对话机制为例，2005年8月开始的中美战略对话，是两国在政治层面进行深入沟通与对话的重要机制，对话的议题主要涉及中美关系和两国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等领域。随后，2006年12月开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两国在经济领域进行高层沟通对话的重要机制。然而，两个对话机制的功能和内容多有重叠，相互关联，于是在经历了六次中美战略对话和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后，2009年7月，中美双方最高领导人商议将二者合二为一，纳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更高级别的对话框架之中，内容囊括相关的所有政治与经济议题，向整合化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科技、教育、文化等低政治领域，两国在新机制建立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高端化、整合化趋势，如2010年5月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设立。

　　2.中美对话合作机制的基本评估

　　中美建交以来，两国的对话合作机制从无到有，从单领域到多领域，在三十多年的风雨彩虹中不断探索前行。这些对话合作机制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一面镜子，映射着中美关系的好坏；也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助推剂，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因此，发展对话合作机制是新时期中美关系取得进展的重要途径。

　　首先，两国对话合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有利于中美全方位各领域的深入交流。当前，两国的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机制是大国之间合作的典范。特别是中美开启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以来，两国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在第五轮谈判框架下的战略对话，两国发表91项具体成果，涉及加强双边合作，同意进一步加强两国高层交往、举行网络工作会议，就网络事务进行可持续对话、加强两军关系，决定积极探讨重大军事活动相互通报机制、建立两国元首特别代表热线、加强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以及加强在工业能效等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等内容。[]中美两国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框架下，深化合作内容，拓宽合作领域，互惠互利，促进共同发展。

　　其次，中美建立双边对话合作机制，有利于两国直面分歧，进行有效的危机管控。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加强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美国更加担忧中国的崛起影响到其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利益。加之中美两国存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价值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两国的交往。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指出，“美国在很多时候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国，中国的一些公司和政府官员也可能并不完全了解美国的体系，这导致了相当程度的误解”。3这就在客观上需要两国创建交流平台，增进了解，减少战略误判。双边对话机制的建立，增加中美独处的机会，使两国高层及各级官员就事论事，直面分歧，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谈判效率。在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建立的颇具亮点的亚太事务磋商机制适逢其时。随着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作用的不断增强，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不断扩大，同时分歧也有所增多，因此只有加强务实磋商才能扩大共识、化解分歧。4这一磋商机制是一种良性调控，有利于双方更顺畅、更及时地就重大和热点问题进行协调，通过对话和谈判，客观冷静地面对矛盾和分歧。

　　再次，中美对话合作机制，有利于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发展。2013年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正式提出了两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通过对话合作机制，两国能够进行经常、深入的沟通，对彼此的战略意图、合作的近期目标以及长远意向有足够的了解与把握。这样，中美关系就有可能走出历史的守成大国与新型大国之间必然发生冲突的车辙。相反，他们可以在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问题的挑战。此外，双边对话合作机制可以使两国关系具有更多的可预测性，由不可控变为可控，进而中美关系受偶然事件以及其他因素影响的可能性降低了。在两国建交的三十年里，许多突发事件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冲击，如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国导弹击中、2001年4月1日美国军用侦察机在海南与中国战斗机相撞以及2007年美国“小鹰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被拒绝访问香港等事件。由于两国之间对于这些双边问题有不同看法，并且在缺乏沟通交流的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做法，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产生矛盾和冲突。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对话交流合作机制，就可以避免误会对方的意图，避免对形势的误判，进而可以把一些突发事件或者危机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最后，本文对中美现有对话合作机制做一点思考。虽然中美之间双边对话合作机制发展的如火如荼，但实际上，中国在中美双边机制的建立和参与过程中还处在摸索阶段，美国一直在对话合作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在以往的中美对话中，那些“长长的议题清单”大半是由美国提出，且美国提出议题的质量和准备的详细程度都要高于中国，这就使中国在中美对话中处于被动地位。[]例如，中美对话中涉及的气候变化、能源合作、人民币汇率等问题都是美国政府所关心的，而中国国内所关注的中美贸易摩擦、产业结构调整问题却未成为主要议题。这种对话的不平等性，禁锢了中国活动空间，大大限制了双边合作的有效性。此外，中美两国对话的实质性议题也有待加强。当前，两国在各层次、各领域都建立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对话机制，但也确有某些中美对话流于形式，各说各话，说虚话套话，或者说归说、做归做，达成的共识没有落到政策实处，更未落到实际行动上。[]如中美军事合作一直是双边合作的短板，难以展开实质性的对话与交流；全国人大与美国议会之间的交流，也被许多学者诟病，认为其形式意义大于实质，双方缺少制度层面的合作。

　　3.总结

　　回顾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两国的合作与交流，虽然经历了许多风雨，但总体来说是向前发展的。尤其近十年来两国合作日趋成熟，虽然对一些问题还有不同意见，但可以做到求同存异，通过建立合作机制来协调两国之间的利益差异。当前，国际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两国正在合作、需要合作和能够合作的领域更加广阔。时逢中美建交35周年，中美应牢牢抓住对话契机，增信释疑，不断充实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合作迈上新的台阶。同时，中国这只文明的狮子也要开始觉醒，在中美这对重要的双边关系中，不应再做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应该积极倡导双边机制的建设，争取做规则的制定者、完善者，以更加积极开放的姿态参与中美合作。